作者：小食代编译

“许多高管真以为自己有权势，直到退休才发现，随着职位而去的还有权力。”前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包必达（Peter Brabeck-Letmathe）说。

日前，包必达接受了瑞士媒体《新苏黎世报》（Neue Zürcher Zeitung）的专访。据该报说，这位81岁的老人在几周前曾出人意料地放弃雀巢“名誉董事长”的头衔，尽管数十年来他一直是这家食品巨头的灵魂人物。在这次罕见的长篇专访中，他还首次公开谈及自己和世界经济论坛分手的原因，并就瑞士在全球格局中的角色发表看法。

原文由德语写成，小食代进行了编译，有较大幅度的删节，小标题为后期所加。

罪魁祸首

问：包必达先生，您想从哪开始我们的对话？

答：世界是更紧迫的话题。今天我们所经历的，是旧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崩溃。过去三四十年间，我们拥有一个明确规则的国际体系。这套体系创造了巨大繁荣：数十亿人摆脱极端贫困，迈入新兴中产阶层。这是多边主义与全球化的成果。但如今，这一秩序正在瓦解。

问：瑞士正面临哪些优势丧失的风险？

答：瑞士的成功传统上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：中立、自由主义与稳定。这个国家从不具威胁性，而是充当桥梁建设者。经济上，它曾是全球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之一，对跨国企业极具吸引力。遗憾的是，近年来我们失去了许多这样的优势。

问：能否举个具体例子？

答：最具破坏性的错误之一就是“米勒动议”（Minder-Initiative）。自此以后，董事会成员每年都要重新选举。这种短期导向迫使他们陷入与金融市场相同的逻辑：只看季度业绩，而非长远战略。此外，强制要求股东直接选举董事会主席的做法反而削弱了监督机制。过去，一旦主席失职，董事会可立即干预；如今，主席在下次股东大会前几乎不可撼动。

问：这个动议并非凭空而来，是公众对高管薪酬失控感到愤怒。比如诺华前CEO魏思乐（Daniel Vasella）或瑞信前CEO杜德恒（Brady Dougan）。而您作为瑞信董事会成员，对杜德恒高达7100万瑞士法郎（折合人民币6.3亿元）的薪酬负有责任。

答：以杜德恒为例，那并非“馈赠”，而是当初几乎一文不值的股票后来大幅升值所致。金融危机期间，我们刻意将所有不良资产打包作为奖金股份分配。这是一种责任捆绑，而非奖励。后来这些资产价值回升，股东并未为此付出一分钱。而且，瑞信也无需政府救助就度过了危机。

问：尽管如此，高额薪酬确实严重损害了公众对商业界的信任。

答：是的，因为当时解释得非常糟糕。公众印象中只剩“贪婪高管”的形象。信任受损后，催生了一系列后续动议。即使很多被否决了，比如最近的遗产税提案，仅是讨论本身就会让投资者感到不安。

问：您描绘了一幅黯淡图景。瑞士经济真会因此失去重要性吗？

答：不幸的是，的确如此。在“米勒动议”之前，跨国公司纷纷涌入瑞士；之后曲线骤降。近年更明显：越来越多企业要么迁离，要么仅保留部分业务。以制药业为例，新投资已不再主要流向瑞士。其他行业亦然。为何？因为瑞士监管过度，甚至比欧盟还严。看看德国就知道后果：曾经最繁荣的经济体，如今却成了“病夫”。罪魁祸首正是过度干预。

问：将瑞士与德国类比有些大胆。瑞士仍吸引大量人口迁入。

答：是的，人口在增长。但如今经济增长主要是数量型，即靠更多人，而非更高生产率。长期来看这是问题。而且，瑞士并非如表面那般光鲜。否则，日内瓦的人们就不会排长队领取食物了。我们仍有良好区位条件，但已不再突出。

放弃头衔

问：在过去的年代，担任雀巢这样的跨国公司CEO是否比现在更容易？

答：我们那时也有不同挑战。1970年代，跨国公司饱受抨击，被称作“剥削者”、“婴儿杀手”。在许多市场，我们必须接受本地合作伙伴才能运营。那是另一种控制体系，同样艰难。地缘也不轻松，在不同地区投资都会遇到一些阻力。我反对将雀巢工具化，毕竟我们的产品是要为民众提供食物。

问：在雀巢职业生涯中，您最自豪的是什么？

答：最重要的是我写在《更好生活的营养》（Ernährung für ein besseres Leben）一书中的理念。2000年代初，我意识到食品工业的世纪范式已走到尽头，这个范式是指以最低成本生产最多热量。我们必须从“食品饮料”转向整体的营养、健康与幸福生活。饮食不仅是供给，更是改善生活的贡献。这一转型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。因此，看到往日的旧模式回归，我深感失望。出售皮肤健康、（部分）医学营养品等业务传递出回归到食品饮料的明确信号，这令我非常遗憾。

问：您1968年加入雀巢，如今放弃名誉董事长头衔。这很难割舍吧？

答：当然。近60年与一家企业相伴，不可能不留痕迹。我曾与公司紧密相连。但如今，我对过去一些事无认同感，也意识到自己的建议不再被需要。自2017年卸任董事会主席后，董事会从未以名誉董事长身份征询过我的意见。

问：哪怕出于礼节也没有？

答：一次都没有。或许他们不问，是因为清楚知道我会持什么立场。比如回归食品饮料战略，或出售雀巢皮肤健康业务（现为上市企业高德美Galderma，即丝塔芙母公司）。我坚信那项业务前景广阔。如今高德美的市值证明我并未错判。但对此我也从未被咨询，可能纯属个人原因。此外还有财务政策：我交棒时公司拥有超400亿瑞士法郎资本和123亿债务；如今债务超600亿——却只为回购股票，毫无实质产出。这是典型金融市场影响。我认为董事长和董事会应确保不做出长期削弱公司的决策。如今我已无认同感，这也是我放弃名誉头衔的原因。

问：听起来有些苦涩。

答：并非苦涩，但作为股东，看到8年前离开时的公司与今日面貌，我很难感到欣慰。

问：塑造雀巢数十年，一旦退场，您便瞬间失去影响力。如何面对这种权力失落？

答：若有人拥有权力，那并非个人权力，而是职位赋予的权力。许多人难以理解这点，误以为自己本人强大。其实不然：权力在于职能，而非个人。商界亦然。许多高管真以为自己有权势，直到退休才发现，随着职位而去的还有权力。

拉力赛

问：您在世界经济论坛是否也有类似观察？您8月刚辞去其基金会主席职务。

答：创始人在位时，接班问题总是棘手。我曾有幸担任F1主席，CEO是伯尼·埃克莱斯顿（Bernie Ecclestone）。他是创始人，极难想象F1没有他会怎样。在他任内几乎无法培养继任者。后来新东家入主，埃克莱斯顿被撤换，组织得以重组，如今F1比以往更强。世界经济论坛亦如此。论坛潜力巨大，我确信2026年达沃斯会很成功，尤其如果施瓦布不在场的话。当然，过去很多人来达沃斯是因为施瓦布亲自邀请了他们，这毋庸置疑。但至少同样多的人，却恰恰因为施瓦布在场而选择不来。

问：您1月会去达沃斯吗？

答：不会了，24年足够了。

问：今年8月，施瓦布及其妻子在春季遭匿名严重指控（包括财务挪用、滥用职权、有毒的领导文化等）后获公开“平反”。您随即辞职。为何？

答：我已书面说明：我的诚信观与所发生之事不符。董事会的决定是政治性的。他们表示必须与克劳斯·施瓦布达成协议，这符合瑞士及瑞士当局的利益，后者明确告知我们不能再维持这种对抗。

问：您与施瓦布共事多年，何以突然决裂？

答：决裂源于那封指控信。面对指控，作为监事会，我们有义务启动独立调查。因此我向董事会提出建议。但请注意，您可查阅所有文件，我们从未指控施瓦布做了任何不当之事，只强调有义务进行调查。这是整个监事会的决定，非我个人行为。

问：有人说本可另寻解决之道，甚至暗示您想接替施瓦布。

答：若我想接任，根本不必辞职。我当时已是主席。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：我从未想过接替他。我曾亲口说：“不能用一个老人取代另一个老人。”这从来不是我的兴趣。这也正是我们能长期合作的原因——他知道我无意继位。

问：世界经济论坛如今还能为基于规则的多边世界贡献力量吗？

答：我相信可以。世界经济论坛应成为寻找共识的讨论平台。若能做到，其意义将比以往更大。

问：1月不去达沃斯，您打算做什么？

答：参加达喀尔拉力赛。这是我第四次参赛，前三次都成功完赛。这对我已是成就，因通常仅半数车手能抵达终点。我有优秀的团队，希望这次也能成功。